一戰百年 影響中國國運的六次抉擇
有學者指出，一戰百年來中國曆屆政府的幾次重大抉擇，決定了中國的百年國運。回首一戰百年，當今的中國應記取什麼教訓呢？
一戰百年來中國曆屆政府的幾次重大抉擇，對中國的國運有深遠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一百週年之際，英法等各大參戰國都展開隆重紀念活動，悼念亡者，並反思歷史教訓。 中國是一次大戰的戰勝國之一，但多年來一直將其看作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官方宣傳主要強調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出賣中國利益，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但現在宣傳口徑有了變化，當年中國在一戰期間向英法輸送華工的歷史成為新的重點。 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國勞工團歷史照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11月8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深重災難，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帶來了巨大創傷。 「戰爭中，有近15萬中國勞工背井離鄉前往歐洲，為恢復和平和戰後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2萬多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中國開始利用一戰歐洲戰場上的華工血淚史，來強調歷史上中國對世界和平的貢獻，將中國描繪為和平秩序的建設者，突出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像。 其實，正面看待中國參與一次大戰的歷史，在中國學術界早有呼聲。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正確決策都促進了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今天，中國在國際上面臨新的戰略挑戰。重溫自一戰以來中國曆屆政府所做的幾次重大戰略抉擇及其成敗，在此刻有特別的意義。 1916年英軍從中國山東與河北招募勞工，漂洋過海前往歐洲戰場。 中華民國在兩次大戰中的抉擇 2011年紀念辛亥百年時，時任北京清華大學教授的著名歷史學家秦暉在廣州《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民國史的分析文章。 在評論民國外交史時，秦暉寫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都進行了正確的『站隊』，成為戰勝國之一，這是民國外交的巨大成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與英美盟國共同抗擊日本，因而獲得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官方早已認定，抗戰勝利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但中國在一戰中有什麼收獲呢？ 秦暉解釋道：「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於二戰，收獲也無法與二戰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後廢約外交的先河。」 「同時，中國雖然拒簽和約，但仍以戰勝國身份，以參加『一戰』和巴黎和會為契機，開始介入國際事務，參與多邊政治遊戲，並在國際聯盟中積極活動，與清末中國的國際孤立（庚子時甚至是國際厭棄）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 秦暉總結說，在當時的國力下，中國通過正確「站隊」兩次成為戰勝國，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 中華民國在二戰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圖為抗日戰爭中的國軍士兵。 中共的三次抉擇 但是，二戰後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在中國大陸奪取政權，並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戰略抉擇，投靠了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 在一段今年夏天在網上廣泛流傳的講話中，中國知名宏觀分析師高善文說，在中國近代史上一次又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中國總是作出錯誤的選擇」，而「1949年我們跟蘇聯搞在一起」也是「搞錯了」。 他在7月28日在山西證券發表的演說中說：「只是在過去40年，在小平同志的主導下，我們賭了兩次賭對了，這兩次賭對我們就創造了如此巨大的經濟繁榮。」 這兩次「賭對」，第一次指的是中國1978年開始對外開放，與美國共同對付蘇聯，使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時期」，與西方世界全面恢復交往。 第二次則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鄧小平作出重要指示：「韜光養晦，絶不當頭」，使中國避免迅速成為美國的下一個對手。緊接著，1992年鄧小平南巡，明確表示中國要全面建設市場經濟，使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向美國的意識形態靠近，從而使中美關係進入了新的蜜月期。 1979年，鄧小平訪美，與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在白宮會晤 2018：中國再次面臨抉擇 按照高善文的說法，經過1949年的一次「搞錯」，以及1978年和1992年的兩次「賭對」，2018年的中國再次面臨抉擇的關口。 在他看來，穩定中美關係是穩定改革開放的大局。「中美關係一旦不能穩定下來，國內什麼事兒都別幹了，什麼證券市場的發展，什麼改革，這些都談不上。」 他說，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已經蕩然無存」，隨著中美關係全局的變化，「中國內政外交的全局正在發生影響深遠的變化」。 二十年來，中共領導人屢次試圖用二戰時期中美合作的歷史，來證明中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和捍衛者之一，是美國可以信賴的「負責任大國」。 近來，中國勞工參與一戰的歷史，也開始被用作這種說法的一個論據。 但這種宣傳的可信性仍然存疑，因為很顯然，兩次大戰期間的中國政府都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和自身國際定位都大相徑庭。 在中美貿易戰的陰霾下，特朗普和習近平計劃11月底在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上會面 在回顧民國時期的外交成就時，秦暉說，中國在兩次大戰中作出成功決策，是因為當時的政府「選擇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贏家、價值上最文明進步的陣營一邊」，也就是以美、英、法為代表的西方陣營。 兩次大戰的歷史，並不能自動證明當今的中國是可以信賴的「負責任大國」，而只能為北京當局指出吸取前人經驗、走出目前困境的一條路徑。 在這百年間第六次重大抉擇面前，中國將給出何種答案，無疑將對國家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