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秩序終結之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在塑造我們今日世界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比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到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大阪G20領導人峰會上舉行雙邊會議 歐洲勝利日（VE Day）顯然並非那場戰爭的終結，當時日本仍未被完全擊敗。但這一天仍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同時它也標誌著人類向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邁進了一步。 戰爭之後，美國脫穎而出，成為軍事超級強國，他們在核武器研發方面比莫斯科搶佔先機，而核武器在日後全球戰略力量的角逐中成為主要籌碼。 但俄國人很快迎頭趕上。他們決定保留對東歐絶大部分地區的控制，這粉碎了一些人心中戰後新秩序可以少些對抗性的希望。 北約（Nato）在這種局面下應運而生，美國和西歐之間也建立起一種看似永久性的軍事外交聯結。正如記者兼歷史學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本周在一場英國皇家智庫聯合三軍研究所（RUSI）舉行的網絡研討會指出的那樣，它「創造了『西方』的概念；這種以價值觀為基礎的聯盟體系並不只關乎邊境，還關乎理念」。 但其中並非只包括北約。邁克爾·克拉克（Michael Clarke）教授強調，這是由多個機構組成的一整個網絡。 「戰前國際組織架構中得以保留下來的少之又少，」他說，「而且各方都意識到，有必要從殘骸中建立起一個『全球秩序』，這種認識比1919年（一戰結束）時更加強烈。」 克拉克表示，聯合國「是一個主要成就，其次是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經濟體系，以及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世界銀行），還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他稱英國在其中具有一定影響力，但美國的力量才是決定性的。 聯合國成立於1945年，現在已有193個成員國 「幾乎每一個國際機構的成立都取決於美國對他們的興趣和支持。通過這些西方主導的組織，」他表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增長期內，一種非常獨特的『建立在規則之上的國際秩序』逐漸形成。現在那種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面臨很大壓力，因為它的政治基石正在顯著改變。」 這背後的原因與我們今日每天在新聞上所見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關。 那便是崛起的中國，是經濟大國轉向亞洲及遠東，以及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內部民粹主義崛起的趨勢。 北約內部明顯的緊張氣氛便是一個例證。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向華盛頓質疑北約的價值，而土耳其與匈牙利等一些成員國內部還出現了政府風格向威權主義傾斜的趨勢。 安妮·阿普爾鮑姆指出，在美國，一股外交政策上推行孤立主義的勢力已經支配共和黨。她認為現在西方價值體系中有裂痕出現，而在代際變化過後，與二戰剛結束時的時代有真正聯結的政治家就算不是一個沒有，也只是少數。 對當代歷史的無知也是一個問題。 中國並不是最近才出現在國際問題視野中的。無論如何中國畢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原始常任理事國之一。 「在戰前和戰爭期間，美國一直對中國有一種特殊的擔憂，」邁克爾·克拉克對我表示。雖然這段歷史現在不常被人提起，但他稱「美國一直將前共產主義的中國視作新世界的一個主要力量，認為中國將自然取代英國與法國兩個舊帝國。」 克拉克稱，這也是美國在1949年將中國「輸給」共產黨後「受到極大創傷」的原因。「美國直到1972年才放下那件事，而現在美國可能又陷入了另一個對中國在世界中作用的『幻想破滅』綜合徵。」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教授勞倫斯·弗裏曼贊同這個觀點，但他同時強調，冷戰期間美國面臨的是「另一個中國問題」。與今天不同，20世紀時的中國並未被視作是一個經濟及科技威脅。 確實，正如克拉克告訴我的那樣，華盛頓的相對衰落更像是二戰後秩序終結的症狀表現，而非原因所在。然而他認為，「華盛頓正在採取行動使這個過程加速推進」。 「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他說，「是建立在一個簡單的事實之上的，即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現在生活在印度、中國及東南亞所在的圈子裏。」 「這是全世界經濟地理學發展的驅動力，反過來這也將最終演變成國家政治力量，並因此改變國際政治架構。」 那麼，如果說在新冠危機之後會有變化發生，這種變化到底會是什麼呢？ 克拉克認為，後疫情世界仍將會是「亞洲世紀」，但疫情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十年裏造成一些真正的脫節。 在他看來，「無論是從對這個問題的政治反應來看，還是從他們對本國的抵禦力和其它嚴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的重新評估來判斷，中國將是這場危機的長期輸家」。 現在對後新冠時代的國際體系的樣子做出任何基礎性評估可能都為時尚早。 可以肯定地說，二戰中產生的公共服務及團結性在戰後體系中一直得以延續，如果現在可以採取類似的措施將會是一件好事，但遺憾的是，所有跡象都顯示這可能不會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