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思想」如何覆蓋新時代：從地鐵到課堂
大紅色調的車廂，一張張宣傳十九大精神的標語，宣講員用快板傳播「新時代的新氣象」，這些場景最近出現在中國長春的一座地鐵列車上。
宣傳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及其思想的各種書籍、講座、學術研究層出不窮 這是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後，中國密集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縮影。 去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今年3月，「習思想」被寫入中國憲法。在強勁的宣傳勢頭下，學習習近平及其思想的各種書籍、講座、學術研究層出不窮，一些以前較為少見的「新時代號」主題地鐵列車等宣傳方式也開始湧現。 「這本書的價值超越了黃金」 書籍是思想的重要載體之一。收錄習近平講話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二卷以及《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等書籍受到熱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发行情况 24 个语种 27 个版本 660多万 册发行量 在官方媒體的宣傳中，《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去年11月，新華社稱《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捲髮行量已經達到660多萬冊。該書第二卷勢頭更猛，今年2月，該書第二卷中英文版全球發行突破1300萬冊。 官方媒體稱，一些外國官員也是該書的忠實讀者。《人民日報》報道，《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在南非引起了熱烈反響，並引述南非公職和行政事務部部長費絲·穆坦比說：「這本書的價值超越了黃金。」 從地鐵到高校 今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節，長春推出「新時代」號主題地鐵列車，車廂以紅色為主色調，貼滿了十九大的標語，車上視頻系統滾動播放「傳習內容」，還有宣講員進行講解，讓市民在坐地鐵時學習「習思想」。 長春「新時代號」主題地鐵列車 「習思想」的活動也走進了校園和研究機構。去年12月，教育部決定建設貫徹十九大精神的「萬個示範課堂」，推動「習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各大高校則紛紛成立學習習思想的研究會、討論會或學生社團，其中經過黨中央批准的就有10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院），分佈在中央黨校、北京市、清華大學等。 熱潮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緊跟步伐。去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度課題指南擬定了一批重要選題，不少選題都是關於習近平思想及「新時代」下的學科研究。 甚至，習近平文革時插隊的陝西延安市梁家河村也成了研究對象。今年6月，陝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決定開展「梁家河大學問」課題研究，選題包括探索梁家河精神的科學內涵、紅色文化基因等。 「站隊表態」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社會出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宣傳和研究熱潮，原因有政治因素也有商業因素。 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政治學副教授陳澄對BBC中文表示，此類熱潮是中共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相比，習近平的名字已經進入黨章，其思想已經成為現在的「正確路線」，各地和學術部門政治上都要站隊表態。 歷史學者、《炎黃春秋》前執行主編洪振快認為，近年來，中共最高領導層一直強調全面從嚴治黨和政治規矩，「中共各級黨組織受到來自上級的壓力，各級官員都要政治表態效忠，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意志成為全黨意志，什麼主張在官員當中都會掀起學習浪潮，在目前中國已經常態化」。 另一方面，研究「習思想」也是爭取各種資源和資金的重要手段。 「對於個人學者及學術團隊，此類研究項目和研究基金也容易獲得批准。許多研究問題，如果和習思想掛上鉤，也更容易得到官方的支持，」陳澄說。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也認為這是「一門生意」：「對於很多傳達的人來講，有機會來進行演講，有時候會有收入，寫書的人會有稿費。」 個人崇拜再現？ 在官方的宣傳下，幾乎所有官員在講話時都會有意無意引用或提到習近平思想，學生也會學習這些內容。 楊大利說，當所有的媒體、大量的書籍都涉及到習近平思想時，其他思想、觀點的空間就會被壓縮，「即使你想著不去特別注意，也比較難以躲開」。 可是，大規模的宣傳能讓習近平的新思想真正「入腦入心」嗎？ 在陳澄看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宣傳潛移默化的效果很強，首先表現在民族主義思潮高漲，因為習的思想包含了很多民族主義的內容。 洪振快也認為，「習思想」的特點是革命話語、改革話語和民族主義話語交融，會更刺激整個社會的民族主義思想。 在官方的宣傳下，幾乎所有官員在講話時都會有意無意引用或提到習近平思想，學生也會學習這些內容。 不過，他也表示，這套新話語的影響力會受到現實事件的衝擊，比如十九大後發生的北京幼兒園虐童事件、清理「低端人口」事件等，「思想灌輸會被現實境遇抵消」。 陳澄認為，大規模宣傳肯定會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個人崇拜，但是毛式個人崇拜不太可能再現。 「現在人們的教育水凖更高，社會思想更多元，信息來源也更多樣。『造神』已經行不通了，」 陳澄說，「在長遠來說，民眾對政權的支持，最終還是會取決於政權的表現，而非一時的宣傳。而且，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目前它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支持，但民眾的期望只會更高，對政府造成更大的壓力。」 洪振快也認為，毛時代全社會對毛的個人崇拜有社會基礎，計劃經濟體制控制了幾乎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資源，但是這個社會基礎已經改變，「加上改革開放以來三四十年的社會開放，以及近二三十年的信息技術革命，在當代搞個人崇拜無論如何也達不到毛時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