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姆什么时候反对与法国和平？
在十九世纪，伯克受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赞扬。伯克的朋友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写道，伯克“是一个真正地、预言性地预见到采纳法国原则所带来的一切后果的人”，但由于伯克的写作充满激情，人们对他的论点表示怀疑。威廉·温德汉姆在下议院的同一张长凳上发表讲话，与伯克与福克斯分居时的情况相同；一位观察家说，温德汉姆在1801年发表反对与法国和平的讲话时，讲话“像伯克的鬼魂”。伯克的政治对手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认为他是他最喜欢的三位作家之一（其他人是朱尼乌斯和卢梭），并将其称为“对任何一个属于对方的人的理智和坦率的考验，看他是否允许伯克成为一个伟人”。威廉华兹华斯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在1793年的《致兰达夫主教的信》中攻击伯克，但到了19世纪初，他改变了主意，开始崇拜伯克。华兹华斯在两次致威斯特摩兰自由人的演讲中称伯克为“他这个时代最睿智的政治家”，他的预言“时间已经证实”。后来，他修改了他的诗《序曲》，将对伯克的赞美也包括在内（“伯克的天才！原谅这支笔被似是而非的奇迹所诱惑，把他描绘成一棵老橡树。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也有了类似的转变：他曾在《守望者》（Watchman）一书中批评过伯克，但在《朋友》（1809-10）一书中，柯勒律治为伯克辩护，称他被控前后矛盾。后来，在他的传记文学（1817年）柯勒律治欢呼伯克作为一个先知和赞扬伯克提到“习惯性的原则。他是一位科学政治家，因此也是一位预言家。亨利·布劳姆在谈到伯克时写道：“。。。他所有的预言，除了一个瞬间的表情，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无政府状态和流血事件在法国产生了影响；征服和动乱使欧洲变得荒凉……凡人的天意往往无法深入到未来”。乔治·坎宁认为伯克的反思“在随后的事件中得到了证明；几乎所有的预言都得到了严格的实现”。1823年，坎宁写道，他把伯克的《最后的作品和文字》（last works and words）作为我的政治手册。保守党总理本杰明·迪斯雷利“深深地渗透了伯克后期作品的精神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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