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年群体国情 近年来，由于我国的一些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诸多因素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调整，公开资料显示，到2040年的时候，0-20岁的青少年人口占比将低于20%，而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将超过20%。不断提升的老龄人口占比率，使得老龄化现象趋势越来越明显，老年群体也越来越增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二、大力加速发展老年教育 科技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现代化信息技术已经越来越普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体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政策，更是加速了老年教育的发展机遇，不断扩大老年教育优势供给，不断创新改革老年教育体制机制，不断满足老年教育终身需要，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以及精神需求也有了很高的需求。 新时代的不同，人们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老年群体不同于以往的老年群体，他们大多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视野也更开阔。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社会，重新构建自己的人生。中国有句老话“活到老，学到老”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我们除了传统的青少年教育，也越来越多的把注重点转移到了老年教育这一个新课题之上，受到社会更方面的关注，它不仅是一重大的社会问题，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老年教育应运而兴、顺势而成，已成是一种趋势，望之全国各大老年大学开学报名的现场火爆场景，老年教育已经成为社会领域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如何更好的推进老年教育事业可持续性、快速性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三、老年教育的意义何在 老年教育如此受到重视，它的意义何在？ 1，老年教育是全民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有利于老年教育衔接时代发展，社会实践，深化老年教育认识，承载与拓展老年教育社会功能，助堆老年群体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2，奠定文化基石。即可以让未受过正式教育的老年群体有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又可以让已受过正式教育的老年群体汲取更多新的知识。 3，丰富业余生活，使得老年群体晚年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打开另一扇生活之窗。 4，新技术技能，打造老年群体二次就业和创业的社会通道。 5，重建新的社会关系，提高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率，构建人的社会支点。 6，真正实现全民教育，社会教育。 老年教育意义何在 四、如何正确的进行老年教育 北京老年学院隶属于国家开放大学，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老年群体及从业人员开展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线上线下结合实施的新型老年大学。其学院陶院长表示：现在是新时代的社会，新科技发展的信息化年代，我们走过了数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青少年的朝阳教育的红海现象，更迎来了老年教育的新型健康发展的蓝海景象，在这个风口，我们一定要积极探索新时代大数据下老年教育事业的新方法，创新机制，充分利用整合所有资源，更好的推动和促进老年教育事业同样走向“朝阳化”。 1、跟进时代脚步，与时俱进 老年教育事业已经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做为教育工作传承者，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做好老年教育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需要，做好老年教育与自身发展的需求结合，完善终身教育与学习型社会需要，真正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 2、健全服务，师资保障 任何好的教育体系都离不开健全的服务与可靠的师资保障。做为老年教育这一特殊群体，开展老年教育的学校与机构更是要有强大的硬件条件以及良好的服务团队。 3、社会相关配合通道要打好 加强对老年教育工作的指导，协调，督促和落实。涉及到社会人力社保、教育、文化、民政、老龄等部门通道要全力打通，做好配合，多方参与，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共同合作发展老年教育事业的新格局。 4、做好创新与实践 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创新，国家发展的基石是实践。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已经广泛渗透到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老年教育蓝海的兴起也是势在必行，我们要利用好这一新兴技术，依托广播电视、老年教育网络和农村现代远程教育等途径，满足更多不同的老年群体学习需求，共享教育资源机制，注重功能转化，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服务社会的价值体现。更好的促进老年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5、实现文化养老的新型养老模式 改变传统养老，提升人文思想，实现文化养老，情感交流，人际建立，发挥特长，服务社会的文教结合的一体化新型养老模式。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高精神思想上的需求。 6、促进就业再创业 新时代社会的岗位需求结构也在不断的适时发生着变化，老年群体的扩增，也激发了更多的新的就业岗位体系以及创造出更多的老年创业机会。要结合特有的定制需求化的学习方案，帮助更多的需求群体快速地进入社会，服务社会。 人终归要老去，迟早要走入暮年，朝阳是朝阳红，夕阳也有夕阳美。北京老年学院陶院长总结，我们做为新的老年教育工作者，一定会秉承初心，开拓创新，不断做好完善老年教育的管理，提高教学服务质量。永远把尊重老年群体、关心老年群体、服务老年群体作为老年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做好教育，服务社会这是我们永不改变的宗旨，愿我们共同努力，与社会全体共同携手，为老年教育事业迈向新的台阶奉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张群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访问学者。发表文章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先后主持多项社科基金项目。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研究方法对2013～2015年间内蒙古某铜矿开发区B嘎查三种不同类型的牧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牧区工矿业开发使牧户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传统型牧户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兼业型牧户的生计空间不断缩小，抽离型牧户则成为发展的边缘人。 关键词：工矿业开发；牧户；生计类型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现代工矿业开发强势挺进内蒙古草原牧区。牧区工矿业开发一方面为缓解国家能源和原材料短缺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之一。从2000年起，采矿业已成为内蒙古的主导产业，采矿业利润由2000年的1.6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704.23亿元，占工业利润的比重由2000年的9.94%增长到2014年的54.20%。与此相伴的是，自2002年以来，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8年蝉联全国之首，被诸多媒体冠誉为“内蒙古奇迹”、“内蒙古现象”等光鲜词汇。 正如李斯特（2011）所言，“发展”由有时在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构成。工矿业发展对牧区社会的介入和对牧民利益的影响、对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生态保护的影响、对传统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越来越成为学界、政界和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牧区工矿业开发已成为关系到广大牧民切身利益和牧区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一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关注了工矿业开发的负面效应（例如达林太、郑易生，2010；韩念勇，2011；阿拉坦宝力格，2013）。在牧区工矿业开发对牧民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当下开发项目的利益与当地牧民的利益已形成二元结构（王文长，2010）。富豪越来越多，牧民越来越穷（内蒙古自治区发展研究中心调研组，2009）。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和当地百姓的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利益损失的补偿难以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达林太、于洪霞，2014）。矿区牧民只有利益受损，几乎没有任何受益，是矿产资源开发矛盾显性化的“引擎者”（王利清、马建荣，2010）。牧民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实质性改变，牧民收入增速减缓甚至倒退（肖莎莎，2011）。资源开发甚至使牧民在未来承受了风险（Daietal.，2014）。 上述研究无一例外地呈现了牧区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生计的扰动和侵蚀。但是，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某一时点，无法从纵贯角度深入探究牧区工矿业开发导致牧户生计衰微的内在机理和演变逻辑，也没有揭示出不同生计类型的牧户在面对工矿业开发时所面临的多维困境面相。为了更进一步地探究牧区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生计的影响，本文研究以内蒙古某铜矿开发区B嘎查牧户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从类型学角度区分出不同类型牧户的生计策略，并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牧区工业开发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地点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资料源于笔者2013～2015年间每年暑期在内蒙古西部某铜矿开发区进行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和问卷调查。本文无意对牧区工矿业开发做出整体性评价，而是对工矿业开发下的牧户生计进行细致剖析，以期全景展示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B嘎查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气候特征为风大、沙多、降水量少、无霜期短，年均降水量不足80毫米，属于典型的荒漠草原（《乌拉特后旗志》编纂委员会，2005）。截止到2014年年底，B嘎查有居民34户，152人，其中，蒙古族为124人，占总人口的81.6%；年人均收入9200元；拥有草场14.92万亩。国内资源储量第六位的大型铜矿位于B嘎查境内，铜矿企业现有员工300余人，年产铜矿石200万吨，2014年企业营业收入为91579万元，净利润为14698万元。 三、工矿业开发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在了解当地实际情况并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已有对牧户类型划分的研究（例如魏雯等，2011；宝音都仍、阿如罕，2015），本文研究根据牧户的谋生方式、草场利用状况、家庭劳动力分工等划分标准，将牧户生计类型分为传统型、兼业型和抽离型三种。传统型牧户只从事传统畜牧业；兼业型牧户除了从事畜牧业外，还有家庭成员在铜矿周边工作或外出打工；抽离型牧户则是指草场完全被铜矿征用，主要依靠补偿款及在铜矿工作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的牧户。 （一）传统型牧户 B嘎查原先是一个纯牧业嘎查，主要饲养山羊、绵羊、骆驼、牛等牲畜。该嘎查目前从事纯牧业的牧户为9户，户均草场面积为5152亩。据笔者了解，传统型牧户的收入由牧业收入和补偿收入组成。补偿收入分为企业补偿和政府补贴，其中政府补贴占有较大比例。政府补贴是因为B嘎查是生态脆弱地区，对严格执行27亩草场养1只羊的草畜平衡户给予每年1.18元/亩的补贴。此外，政府还给每个牧户每年500元的燃油补贴费用。因为传统型牧户普遍距离铜矿较远，不涉及企业占地或是临时占用草场的情况，所以，他们只能享受到对因铜矿开发所造成的水资源减少的补偿费用。B嘎查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很匮乏，但企业生产需要使用大量地表水。为了满足企业每年生产所需的120万吨水资源的需求，企业通过建水库、塘坝的方式获取了11处水源地，其补偿标准为3600元/人·年。 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牧区的生产结构更加简单，多数牧民只饲养羊，因为羊是市场上最需要的产品，传统的牛、马等牲畜都被羊替代了（王晓毅，2009）。值得一提的是，B嘎查的地方特色良种二狼山白绒山羊还曾获得国际羊绒金奖。因此，饲养山羊便成了当地牧民的不二选择。传统型牧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饲养山羊。按照2014年的收购价格，羊绒为320～360元/公斤，羊皮为40元/张，羔羊皮为180元/张，按照每公斤羊肉40元的收购标准，一只成年山羊可以卖到600～900元。根据笔者对9户牧户的调查，计算得出他们的收入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在2013～2015年间，补偿收入约占传统型牧户总收入的20%，但是，牧户总收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补偿收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下降主要体现在牧业收入的减少上。造成牧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铜矿开发给牲畜带来的意外风险的增加。首先，牲畜意外死亡的情况增多。据牧民反映，“铜矿周边来往的大车经常撞死牲畜，前年把我家最贵的种羊轧死了”；“冬天下雪之后，如果牲畜掉进矿山随便挖的洞里，是难逃一死的；此外，矿里的狗还咬牲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损失”。其次，牲畜的疾病增多。牧民们认为，“这些年铜矿的灰尘也多，家里放的羊有消化不良的，还有得长牙病的，收羊的一见牙长的羊就把价格压得很低，或者根本不要”。  传统型牧户的支出在3年间从总体上呈现逐年上涨之势（见表2）。生产支出所占的比例最高，3年分别为67.16%、66.53%、64.83%。牧区的市场化进程使地处半干旱、半荒漠化地带的B嘎查的牧户可以通过购买饲草或“倒场”（即租用其他牧户的草场）来扩大生产和克服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但是，由于近些年铜矿的露天开采导致粉尘污染增多，一些牧户的草场受到污染而退化，因此，干草料的使用量一直居高不下。除了高昂的草料费用，生产支出中的油料费和防疫费也一直在增长。油料费的增长与矿产开发导致的水均衡被破坏不无关系。在矿产开采过程中，井坑需要疏干排水，致使矿区地下水位下降，打破了整个地区地表水与地下水的均衡系统（王关区、陈晓燕，2013）。这使得缺水地区的B嘎查供水更为紧张，当地牧民不得不开车去较远的塘坝拉水，而这无形中增加了油料费用。另外，虽然嘎查对每户牧民提供一些免费的防疫制剂，但是，近些年来牲畜患病的增多也使得防疫费用不断增长。 从具体的生活支出来看，食品支出、教育支出、服装支出分列前三位。衣食支出的不断增长，意味着牧户生活成本的逐渐提高。矿产开发不仅加速了地处偏远的B嘎查从一个传统的封闭社区向开放社区的转变，也汲取了大部分当地本不丰裕的生活资源，这都导致了铜矿周边地区物价上涨。一些牧民也认为：“铜矿开发后，我们苏木的外来人口增加了不少，光矿山上就有近千人，平时还有探亲的、跑运输的，这些人都要吃喝，物价能不上涨吗？”教育支出在生活支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近些年来由于内蒙古农牧区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因，地处偏远的B嘎查的牧民不得不把孩子送到70公里之外、位于旗中心所在地的中小学去上学，父母等亲戚因陪读而租房等都给牧民带来了额外的支出。另外，一些牧民孩子考取了大中专院校，这也使教育支出不断增加。 （二）兼业型牧户 兼业型牧户在B嘎查为13户，户均草场面积3811亩。兼业型牧户的家庭成员除了放牧之外，还通过在铜矿打工、从事铜矿周边服务业和外出打工等来谋生。兼业型牧户的收入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得知，兼业型牧户的收入来源是牧业收入、工资收入和补偿收入。牧业收入在兼业型牧户总收入中仍然占有将近一半的比例，但与传统型牧户相比，该比例却有着较大差距。其首要原因是铜矿开发对草场的占用使得部分兼业型牧户的草场面积不断缩小。在草原畜牧业“草原—牲畜—牧民”的结构中，牧草的供给是牧户经营中最敏感的因素，草场任何微妙的变动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市场化、定居化的条件下，牧民的收入和拥有的草场面积成正比。铜矿开发不仅要占用大量草场，其行政用房、配套设施，以及废矿渣、废料堆放等，都需要占用草场，因此，牧民的生计空间不断缩小，牧业收入也明显下降。另一个原因是，兼业型牧户的草场基本都毗邻或接近铜矿核心区域，现有草场被破坏和污染严重。铜矿在露天开采过程中需要剥除矿体表面的土壤，从而破坏了地表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相关研究认为，草场退化受危害的区域不仅局限于退化草场本身的面积，它将以辐射状扩展，殃及附近的大片草场（盖志毅，2006）。有牧民抱怨，“铜矿开发的时候破坏了很多草场，说是要恢复，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做，这几年草场越来越不行了”。此外，铜矿开发带来的污染也是草场的大敌。金属矿产开采污染最突出的问题是选矿废水、尾矿、废石等矿山排泄物对水环境的污染及放射性污染（达林太、郑易生，2010）。B嘎查铜矿的尾矿库有两处，均设在离铜矿3公里的草原洼地上，当尾矿水蒸发和渗入地下之后，铜绿色的废矿渣固化成壳，呈现出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的斑驳景象。污染使兼业型牧户深受其害，最直接的影响是牧业产品价格的下降，羊贩子故意把一些毗邻铜矿牧户家的羊的价格压低，认为这里的羊肉和羊绒品质不好。牧民也诉苦道：“从离我们这里不到5公里的地方有排污废水，从那往东走的话，有放铜矿废弃物、海绵铜和硫酸的地方，懂的人也不买那里的羊，要是不懂就买了，我们也便宜卖了，还有靠近铜矿这边的粉尘大，羊绒的价钱也不好。”在补偿收入方面，与传统型牧户相比，兼业型牧户的补偿更少，最主要原因是他们草场面积较小，因此政府补贴也少。在企业补偿方面，兼业型牧户和传统型牧户一样，享有3600元/人·年的水资源补偿，虽然一些牧户还因为企业临时租用草场可以领1.75元/平方米·年的草场临时占用补贴，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牧户能够及时领取。一些牧民诉苦道：“以前铜矿在草场上有安电线杆的，工作完了之后就走了，没人可去找了。最近又在安铁架子，我们几户去闹了，阻止他们干活，然后每户又得了2000～3000元。但是，一直这么老实坐着，肯定啥也不给。” 牧业生计面临的窘境，使兼业型牧户的家庭成员不得不外出另谋生计。据嘎查书记介绍，“现在牧民出去找不到工作，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年纪大了，还有就是牧民在放牧时自由惯了，现在要是每天按时、按点上班，他们也不习惯”。因此，“靠矿吃矿”成为在技能和学历方面都有欠缺的牧民们的最好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招收人员时，优先招收少数民族人员，并且可以从农村和牧区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但是，铜矿以各种理由将还有草场的牧民拒之门外。大部分兼业型牧户的家庭成员只能在铜矿职工生活福利区从事餐饮、运输、物业等服务行业。而近些年来，国内外金属价格不景气也使铜矿周边用工量持续减少，继而使牧民的打工收入逐年下降。  在兼业型牧户的支出方面（见表4），生产支出依然占有将近一半的比例。铜矿开发导致兼业型牧户的草场面积缩小，现有草场载畜量增加，牧草生长期缩短，冬储饲草短缺，导致饲草费用居高不下。尤其是在毗邻铜矿核心区的地区，兼业型牧户的水源、草场都已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污染。据此，有牧民反映，“现在自己家的井水牲畜都不能喝了，吃的水都要从西边运回来，人多的时候就每天运一次，人少的时候就两三天一次”。这直接导致了牧户的油料费的增长。除此之外，靠近污染源还使得牲畜羸瘦多病，发病率增加，一些牧民闻所未闻的“怪病”不断出现，甚至有的羊口鼻流血而暴毙。对此，牧民不得不自费购置一些额外的防疫产品，这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支出。如果把2013～2015年期间的牧业收入和生产支出相比较，就会发现，兼业型牧户在牧业上的纯收入很少、甚至为负值，在高成本和低收入的压力下，牧业已经成为兼业型牧户的“鸡肋”。牧民抱怨，“我们这边因为草场都小，补贴也少，这些年草场也退化得厉害，除去防疫、饲料、油费等花费，一年下来也没啥收入了”。 从生活支出来看，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食品支出、教育支出和其它支出。兼业型牧户也需要承受近些年铜矿周边生活费用的不断上涨。此外，部分牧户由于污染严重，甚至不敢吃自家的羊肉，出现了“养羊买羊肉吃”的怪象，这无形中增加了食品支出。牧民认为，“现在污染太厉害，住在那附近的、知道的人，都不吃那的牲口肉，自家养羊吃肉都困难了，没肉饭都下不了肚呢，只好去其他地方买羊肉”。其他支出的增长主要是因为交通费用和通讯费用的增加。近些年来铜矿规模不断扩大，导致围栏越来越多，由此造成的交通阻碍使得经常外出的牧民出行不便，这都增加了牧民的交通开支。此外，手机已成为外出打工牧民购置的必需品，社会交往增多以及牧区通讯信号不好、资费高等一系列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通讯费用。 （三）抽离型牧户 铜矿自开发以来已经占用了B嘎查47000亩草场，处于铜矿核心区的12户牧民不得不成为“企业移民”，在铜矿和苏木的帮助下搬迁到铜矿为他们修建的“移民村”，失去了牧业收入的牧民们只能靠补偿收入和工资收入维持生计，其收入情况见表5。  可以看出，与其他两种生计类型牧户的收入结构相比，抽离型牧户的收入以补偿收入为主。补偿收入分为国家发放的禁牧补贴和退牧还草补贴，以及企业发放的草场占用补贴和水源补贴等。其中，禁牧补贴为4.74元/亩·年，退牧还草补贴为7200元/人·年，草场占用补贴为2.53元/平方米·年，水资源补贴为7200元/人·年。由于企业补贴在抽离型牧户的补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例，而且每年可以定时领取，尤其是草场占用补贴是一次性发放，因此这些牧户被视为铜矿开发的受益者。嘎查主任也认为：“工矿业带来的影响有好也有坏。好的方面，对于征了地的牧民，一年什么也不用干就有收入，而且还不低。”但是，由于失去了传统生计所依赖的草场，他们面临着结构性转业的重任，对可持续生计和再就业带来了新的挑战。铜矿曾承诺优先考虑安排草场被完全征用的牧民就业。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铜矿开发企业采用了业内盛行的“总部经济模式”，企业的劳动力多从外地招募，加之工种限制和用工习惯，这些牧民很难参与工资较高的企业基本工种（例如釆掘、加工等）。而且因为牧民自身的语言沟通能力和文化素质等问题，企业很不愿意吸收他们参加工作。目前在铜矿工作的B嘎查牧民只有17名，基本从事保安、库管等后勤工种，月薪都在2000元左右。除了这些在铜矿工作的牧民之外，一些牧民还在铜矿周边或者去镇上打工，但是，多数牧民由于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加之自身语言文化的限制，他们的打工收入较少而且不稳定。  从抽离型牧户的支出情况来看（见表6），虽然没有了生产支出，但是，其生活支出却是三种类型牧户中最高的，几乎所有类别的生活支出都比其他两种类型的牧户多。支出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食品支出、其它支出和教育支出。食品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这类牧户已经基本脱离了牧业生计体系，所有的食品必须从市场购买，铜矿周边物价高昂不必多说，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了牲畜，他们不得不自己购买肉食，这使食品开支不断攀升。另外，一些抽离型牧户的家庭成员外出打工谋生，“分灶吃饭”无疑也增加了食品支出。其它支出的增多则多与抽离型牧户不稳定的生计方式相关，每年定时发放补偿费用所带来的大量金钱收入这一“错觉”，以及牧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使得诸如交通、通讯、应酬等一些额外的支出接踵而来，还有个别牧民沉迷于赌博、酗酒。尽管抽离型牧户拿着貌似较高的补偿收入而被视为工矿业开发的受益者，但是，由于他们脱离了牧业生计体系，无所事事和混日子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加之相对高昂的生活费用，以及目睹工矿业发展的种种弊端，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迷惘。一位牧民就对笔者这样说：“如果条件允许，我还回去放羊，因为放羊收入还行，而且呆着也不慌。”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当一个以“发展”为名的工矿业项目降临草原时，不同生计类型的牧户都受到了影响。虽然工矿业开发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并给牧民带来了一定的补偿收入，但是，这种将牧民排斥在发展进程之外的补偿，是以分割草原资源的整体性和剥离牧户与草原的共生关系为代价的；而工矿业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使牧户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加剧了传统牧业生计的风险性和脆弱性，使牧户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具体而言，传统型牧户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兼业型牧户的生计空间不断缩小，而脱离了草场的抽离型牧户则彻底失去了生计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沦为了发展的“边缘人”。因此，现行牧区工矿业的发展理念、利益分配格局和补偿政策与实现牧区工矿业开发和牧民可持续生计的“双赢”之道还相距甚远。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首先，牧区工矿业发展理念亟需改变。在生态脆弱草原经济系统的发展中，生态规律等自然规律发挥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任何生产力都必须与草原生态系统相协调。我们应摒弃以牺牲草原环境和牧区社会发展为代价的黑色GDP理念，在牧区工矿业开发中积极推行“生态有价”的绿色GDP理念和循环经济产业。其次，牧区工矿业补偿制度有待健全。国家应加快推进牧区矿产资源开发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民族社区集体收益机制，探索牧民通过草场入股的方式来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再次，替代型生计制度亟需完善。地方政府应广开渠道为失地牧民提供就业岗位，以保障其生计。工矿业开发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为当地牧民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最后，牧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尚待培育。这需要立足于牧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环境。地方政府应侧重于对牧民生计转型方面的技能培训与知识传授，从而开发他们的就业潜能。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7期。 责编：李静 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如有版权问题，请留言说明，我们将尽快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