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邢晓婧】若有外国船只的船员试图强行登陆“尖阁诸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海上保安厅可以使用武器进行“危害射击”予以阻止。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26日默认此说法。《日本经济新闻》当日评论称，日本政府为阻止外国公务船强行登陆提及“危害射击”的做法实属罕见。 共同社26日称，岸信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暗示，若中国海警局试图在“尖阁诸岛”强行登陆，日方将根据对方态度判定是否为“严重犯罪”，自卫队也可能使用武器压制对方，实施“危害射击”。 多家日媒认为岸信夫此番表态针对中国，《环球时报》记者26日查阅的相关视频显示，岸信夫当日在发言中似乎并未明确提及中国。他在谈到如何实际应对外国船只试图登陆钓鱼岛时说，“根据海警船采取的行动作出改变，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判断。”他还称，“（自卫队）根据事态，在被认为是合理且必要的范围内，可以使用武器”。 日媒称，所谓“危害射击”是指海上保安厅参照《警察官职务执行法》（警职法）行使警察权，可以使用武器。若防卫大臣发布海上警备行动命令，警职法将适用于自卫队。岸信夫强调，“根据事态，可以在认为合理必要的限度内使用武器。”不过他并未明确表示具体在何种情况下可进行“危害射击”。 报道称，根据警职法规定，除正当防卫、紧急避难以外，在应对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犯罪情况时，可以实行“危害射击”。中国海警船等外国船只“非法”接近并登陆“尖阁诸岛”的可能性较高，此类情况也被视为“严重犯罪”，因此可以实行“危害射击”。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大冢拓称，认可“危害射击”是政府首次表明态度和意见。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2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危害射击”的政府见解没有变化。 中国外交部此前多次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是中方依法维护主权的正当举措。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广涛2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海警法》旨在维护国家主权、更好履行海警机构职责，是一部中国国内的法律。该法出台后，日本马上“对号入座”认为这是针对日本的法律，有些“太拔高自己”“太过于重视”其在中国海洋战略中所处的位置。正是以这种认知为前提，日本才会“假想”中国海警船可能发生的种种事态，提出可以实行“危害射击”等论调。王广涛表示，日本近期一系列举动属于扩大事态的行为，极有可能刺激双方的国内舆论氛围，提高发生冲突的风险。
大学生在安徽淮南市大数据展示中心参观。新华社发  技术人员调试济南“智慧”景观河体验系统。新华社发  北京海淀城市大脑展示体验中心。新华社发 光明日报2月27日报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既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捷，也不得不忍受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因此人们希望城市能在科技的助推下变得更智能：车辆拥堵时红绿灯能自动调节变灯时长；树木被狂风刮倒时能第一时间把信息传给抢险部门；孩子老人走失时家人能迅速知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八成以上的城市都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但生活中普通人却对智慧城市的好处感知颇少。智慧城市建设究竟是治疗“城市病”的“良方”，还是难以落地的数据模型？是让生活更便捷了还是更复杂了？记者走进业内专家和普通民众，听听他们眼中智慧城市的方向与路径、困惑与愿景。 治痛点，从“碎片化”逐步实现“体系化” 【案例】 “我们小区物业有自己的App，把各种社区服务项目都集中到一起了。”家住深圳市龙岗区的张秀英说，水电报修、查看社区活动、缴纳物业费和停车费等，都可直接在App上进行，业主们还能在App论坛版块里讨论社区的大事小情，进行二手闲置物品交易，发布寻物寻宠启事等，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像张秀英一样，很多人的生活因各种智能应用而变得更加便捷。 “北京有一些可以用ETC支付的停车场，比如首都机场、北京南站以及部分商场的停车场等，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很实用。”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汤女士说，离开这些停车场时，直接通过ETC专用通道就能无感支付停车费，不用再拿出手机扫码，或注册绑定各种停车公众号等，同时也能减少排队时间，希望这种方式能推广到更多的停车场。 智慧停车是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应用场景。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北京、杭州等城市都在积极探索。此外，智慧政务、智慧医疗等典型应用场景也变得越来越多。 清华大学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数据科学研究院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明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慧城市是数字产业、民生服务、基础设施、数字政府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支点的综合实现载体。从系统工程的视角看，智慧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其在不同领域形成的成果和业态会持续迭代更新、交叉融合。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根据新的民生需求，智慧城市将在智慧政务、智能市政基础设施、智慧医疗健康等成熟业态的基础上不断涌现出新的业态，进而再去提升、拓展，实现一种“迭代式更新”，而非“空穴来风式更新”。 杜明芳介绍，2008年我国开始启动智慧城市建设。历经10余年发展，智慧城市沉淀下来的垂直领域主要业务板块有近50个，例如智慧社区、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已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2016年以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较大成就，智慧城市的内涵、体系、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实践项目形态多元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避免“碎片化”建设的意识逐渐加强，一系列国家标准陆续制定。 “我们从供给方角度，也能明显感受到我国智慧城市快速发展的势头。”中国电子系统技术有限公司现代数字城市研究院高级专家王思博说，据测算，到2023年，我国新型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将达到1.3万亿元。 王思博认为，智慧城市能够在解决城市治理“痛点”、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让城市变得更有韧性、更有温度、更有活力。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可增强城市应对风险和灾后恢复能力，推动新业态新模式广泛应用，促进民生服务领域优质资源高效利用、共享复用；带动城市智慧产业发展，以数据流带动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汇聚和优化配置，增强城市功能品质。 被闲置，智能设备落地须贴合百姓需求 【案例】 今年65岁的王女士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老旧小区。疫情期间，该小区居民凭借纸质出入证进出小区。“去年年底，小区通知我们要安装人脸识别门禁，让大家到物业登记并录入信息，当时这事在小区微信群里引起了激烈讨论。”王女士说，很多居民认为安装人脸识别门禁没有必要，录入的人脸信息也没有安全保证，就拒绝去物业登记。截至目前，小区安装的人脸识别设备仍未投入使用。 “我没去登记，主要还是担心录入的数据有泄露风险。我们不了解提供门禁设备和服务的公司，没有文件进行说明，小区管理人员也说不清楚公司资质和数据信息安全问题。”王女士说。 在王女士看来，老旧小区进行一些智能化改造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改造之前，希望能让居民了解更多细节问题，比如数据的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小区是否有权力强制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等。 “人脸识别系统安装后形同虚设，是因为没有切准用户的需求。”杜明芳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用户的习惯，满足用户在个人隐私保护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需求。一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不实用就会造成闲置和浪费。另外，技术的发展要比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超前。在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一些用户会担心个人隐私、信息安全问题，这会导致其不愿或不能畅通地使用智能设备。 杜明芳认为，当前，我国新型智慧城市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理论研究、认知程度等方面的不足。从大数据角度来看，我国的数据量虽然非常大，但大数据互联互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数据一直未能共享的根源在于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共享流通，首先要解决数据的确权问题，提出一种可实操的确权方法，比如根据数据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形态将数权赋予不同的权属人等。 此外，杜明芳表示，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各有各的方法，但谁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窘境”。与其这样，不如抓住一两个主线、核心来建设，比如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新技术热潮中盲目跟风实施的项目，往往在应用成效上存在问题。”王思博说，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每次新技术热潮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投资浪费。出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前期智慧城市建设理念上过于强调技术驱动，而非需求牵引。 王思博告诉记者，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最主要的短板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当前，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智慧城市建设前期存在“重应用、轻安全”的思维，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另一个短板是建设运营模式。随着经济形势变化，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建设模式存在理念滞后、建设周期长、效益低、缺乏本地生态支持等诸多弊端，造成智慧城市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畅信息，从“百花齐放”走向有机融合 【案例】 “学校引入了一套智慧教育平台，给我们平时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何老师介绍，在课堂上，老师可以随时向学生手中的移动终端分发练习题，并收到实时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考试阅卷和学生成绩管理也都实现了线上化，相比以前效率提升了很多。 何老师在使用智慧教育平台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平台配套硬件产品使用体验不够好，移动设备有时会卡顿，其电池容量比较低，需要经常充电，屏幕显示效果也不太好，看久了眼睛会不舒服。 “希望智慧教育进一步发展，增加平台和设备的可及性，让更多学校、老师和学生能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到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何老师说。 不少人都对未来的智慧生活充满期待。王思博认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持续推进、不断优化，群众也将享有更为便捷化、一体化、主动化的公共服务。 王思博建议，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快推进城市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做优城市场景，选择一批务实场景，打破各部门“数据孤岛”，构建起串联城市运行方方面面的场景化应用；加强城市公共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规模和质量；充分调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参与，逐步建立本地化生态，形成迭代发展的循环。 在杜明芳看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以系统思维为指导，以系统论、数字孪生理论作为总的理论指导，从需求驱动角度出发，结合应用痛点，自底向上，采用直接解决问题的模式去推进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系统特别是信息化系统建设，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即好用、管用和实用，让老百姓能够很便捷地去获取，方便、安全、放心地去使用。 杜明芳表示，要精准构建一套智慧城市理论和技术体系，增强理论技术基础，加大研发投入，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时，促进理论技术与城市业务深度融合，把以人为本理念落到实处，真正围绕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去设计、去发展，解决老百姓的安居宜居、交通出行、医疗健康及高质量教育等关键问题。当前阶段还要重视打好基础，从根本上解决智慧城市建设的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供给问题。 “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会从‘百花齐放’走向有机融合，从无序发展走向有序发展。”杜明芳说，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成熟技术体系的基础上，各种场景会从自发、无组织、无序涌现，变为有序发展、系统化发展。社会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也会出现融合趋势，互相渗透。生态环境改善、绿色发展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将为生产生活空间品质的提升提供总体基础保障。总的来看，智能、绿色、安全、人文将成为未来智慧城市四大主要发展趋势脉络。 （原题为《解决“城市病”，如何找到“智慧”良方》）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