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不是‘老赖’了” 河南博爱：检察监督查明真相还申请人清白 “在你们的公正监督下，我终于不是‘老赖’了，我这次是专程来给你们汇报生活新变化的……”近日，河南省博爱县检察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家住山西省晋中市的周某。与以往不同的是，他这次来不是申诉，也不是反映问题，而是专程来感谢检察官。 2019年10月8日，周某发现自己的银行卡无法正常使用就去银行查询，发现银行卡已被河南省博爱县法院冻结，还被划扣了近3800元。更让人震惊的是，他本人还上了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成了一名“老赖”，不能乘飞机，也不能坐高铁。为此，他第一时间赶到了博爱县法院。 经问询得知，自己被牵连进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莫名其妙地拖欠了某企业十几万元货款。周某被该企业起诉到法院后，2018年6月，法院判处周某应于十日内偿还拖欠原告的2笔货款以及违约金、保全费、案件受理费等费用近14万元。周某发现自己银行卡不能使用时，案件早已进入执行环节。 周某向法院申诉，法官建议他去公安局报案，等公安机关立案后拿着立案回执单到法院申请再审。周某立即到博爱县公安局报警，可从派出所到刑警队又到经侦队，就是立不了案。经过几天的奔走，毫无结果，周某感觉没有颜面回家面对家人，心情糟糕透了。 正当走投无路之际，周某听一名律师说，可以到检察院试试。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博爱县检察院。该院立即对其诉求以及提交的材料进行了登记。经过初步审查，检察院于2020年6月27日正式受理了该案。随后，承办检察官调取有关卷宗，并进行走访调查。 检察院经过调查后发现，周某所在公司的考勤表证明其不具备与案涉企业签订合同的时间，且案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确定周某和与他们签订合同的“周某”为同一人。与此同时，经焦作市检察院司法鉴定，与涉案企业签订买卖合同的“周某”署名字迹与周某书写字迹并不是同一个人书写。 此外，据周某介绍，他曾有两个身份证，旧身份证在湖南浏阳某工地仓库丢失，很可能被人捡到后冒用。他向检察机关提供了一则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其身份信息有可能被一个名叫刘某的熟人冒用。为了得到印证，承办检察官与周某又一起来到刘某曾供职的某建筑公司，经公司老板辨认，与案涉企业签订买卖合同的正是刘某。 检察院据此向公安机关发出了《立案通知书》，并将刘某涉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制作假身份证件实施诈骗活动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2020年8月2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立案侦查，同年11月13日，刘某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其对冒用“周某”名义与企业签订合同并书写欠条一事供认不讳。 检察院经过紧锣密鼓的审查和调查，周某与某企业买卖合同纠纷监督案也有了结果：2020年9月1日，检察院以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书认定民事主体错误，致判决结果错误为由，依法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于同年9月28日作出再审裁定。同年12月4日，法院依法作出改判，认定周某与某企业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还通过执行活动监督，督促法院纠正错误执行行为。2021年1月7日，周某的名字终于从“老赖”名单中移除，被划拨的近3800元也被执行回转。 满腹委屈，一朝得雪！在博爱县检察院，周某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老百姓来说，被法院错误列为‘老赖’足以压垮全家。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都回归正常了，我可以随时坐高铁回老家看望父母。真心为博爱县检察院点赞！” [责任编辑:]
首例认定意味着什么？金额是否过低？律师详解 据北京法院网2月4日消息，北京房山法院适用民法典新规定，近日首次审结一起离婚家务补偿案件。案件中，全职太太王某在离婚诉讼中称，因承担大部分家务，故提出要求家务补偿。最终，法院判决其与丈夫陈某离婚；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 记者查阅裁判文书网上多份涉及“家务劳动补偿”的离婚案判决书，发现在此前的判决中，均未查到支持此项补偿的判决文书。那么，“家务劳动”究竟有没有司法定义，首例认定意味着什么？本案存在五年的婚姻关系，离婚时的劳务补偿仅5万，平均一年仅1万元，金额是否过低？就此，记者邀请多位律师进行详细解读。 ■律师支招 全职太太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当保持对家庭财务情况的知情权 作为全职太太应当保存好日常的朋友圈和聊天记录，以便在离婚诉讼时拥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身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负较多义务 在考虑离婚前先咨询律师，让自己对整个婚姻关系和财产情况有一个综合的判断，以免合法权益受损 案例回溯/丈夫提出离婚全职太太要求补偿 据北京法院网报道，陈某与王某于2010年相识、相恋，2015年登记结婚并育有一子陈小某。双方婚后初期感情尚可，后于2018年开始产生矛盾，并于2018年7月开始分居至今。自2018年11月后，陈小某随王某居住生活。陈某于2019年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后撤回起诉；后于2020年又起诉离婚，法院判决驳回陈某离婚请求。 2020年10月，陈某再次向房山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孩子归陈某抚养，并要求分割共同财产及共同债务。而王某则认为，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不符合离婚法定条件，因此不同意离婚；其次，婚后王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陈某除了上班，其他家庭事务几乎不关心也不参与。同时，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出资为陈某母亲名下房屋进行装修，且陈某与第三者居住在一起对王某造成精神损失，故要求分割财产，并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16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中，陈某多次起诉离婚，且双方现分居已满二年，虽王某不同意离婚，但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故对于陈某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于王某要求的补偿款，因王某在抚育子女等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适用民法典更有利于保护王某合法的权益，故现王某要求陈某给予补偿，理由正当；对于补偿的数额，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结婚的时间、双方所述的生活情况等予以酌定，对于王某过高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陈某与王某离婚；孩子陈小某由王某抚养，陈某每月给付抚养费2000元，享有探望权；共同财产由双方平均分割；同时判决陈某给付王某家务补偿款5万元。目前，该案还在上诉期内。 案例解读/ 民法典为“家务劳动”补偿提供依据 本案中，王某提出的家务补偿获得了法院支持，那所谓“家务补偿”在司法上有无明确定义呢？ 北京东卫(成都)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颜莉律师认为，我国法律上对此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之规定，可以理解家务劳动主要包含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简单来讲就是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照看小孩、赡养老人等。” 而在长期致力于女性权益保护的律师万淼焱看来，家务劳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和亲友来访都会导致劳动程度的增加。而且不限于体力劳动，也包含脑力劳动和一定程度的情感和爱心付出。”万淼焱分析，前述判决生效的背景，与民法典中做出的修改正式实施有关。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律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废止。 “此前《婚姻法》第四十条把家务劳动补偿的请求权，限定在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书面协议基础上。而囿于传统观念，很少有人愿意在婚姻中书面协议财产各归各。”万淼焱律师说。而对比《婚姻法》和《民法典》，《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从立法层面删除了“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一方只要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就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颜莉律师解读道。 律师说法/ 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很有必要 “女性不论是否具有全职劳动工作，都可以记住：离婚时，除非有夫妻财产分别所有书面协议，否则任何一方都有权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万淼焱律师说，“二战以后，以法律方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成为全球法治主流。承认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独立人格，认可家务劳动有相当于劳动报酬的请求权。《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昭示着我国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尊重着现实的社会家庭形态。” 万淼焱强调，“从司法上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非常有必要。”据她分析，我国大部分家庭的家务仍由妻子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超负荷劳动，“家庭不应当是男性免费使用女性劳动力的场所，而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不仅诠释着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反过来也在推动、强化着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 有网友质疑，本案中五年的婚姻关系，离婚时的劳务补偿仅5万，平均一年1万元，有金额过低之嫌。有网友甚至评论称“在北京，找个保姆一年都不止5万”。对于此金额是否过低，万淼焱的看法是，法院判决陈先生给付王女士5万元家务劳动补偿款，是建立在“夫妻共同财产平均分割”且“小孩每月抚养费也由男方多承担一部分”的基础上。对于补偿的金额，法院综合考虑结婚时间的长短，以及生活情况予以酌定。 颜莉认为，总体上，这次判决具有积极的司法和社会影响。“本次离婚劳务补偿判决生效，对此后的司法审判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特别是以后判例对于离婚后补偿的标准。同时随着案例的增加，也会建立更加完善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