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没有针对非法代孕委托方和受托方的处罚，所以即便诸如某知名女星国外代孕被曝光，其本人也无法在国内受到任何法律上的处罚。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也指出了我国在代孕立法领域的这一空白，今年全国两会，他准备提交关于“两高”出台司法解释明确非法代孕参与者刑事责任的建议。 在这份建议中，他的构想是：区分合法代孕和非法代孕，严格限制合法代孕，严厉打击非法代孕——对实施非法代孕手术者和非法代孕中介机构予以刑事打击、对代孕委托方和代孕母亲予以行政处罚。  代孕有需求有市场： 一些人找地下黑市或到国外代孕 2021年初，某知名女星国外代孕欲弃养一事被曝光，再次拉开了代孕话题。 朱列玉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近年披露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同时，我国目前正逐步步入老龄化，部分已经超过适育年龄的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面临着年老后无子女赡养的境况。 对非法代孕有系统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晓峰告诉记者：“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代孕原则上是被禁止的。” 一方面，代孕在我国原则上被禁止，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在法律上并不禁止代孕。结果就是，一些人为了代孕，或通过地下“黑市”进行，或到国外实施代孕。 今年36岁的陈嫣（化名）未婚，2019年1月，她与某泰海外医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泰公司”）在广州签订《泰国海外医疗翻译服务协议书》，某泰公司承诺提供泰国最优秀的医院和医生资源为她做试管婴儿和整体代孕服务。 后因代孕失败退费起纠纷，陈嫣将某泰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返还38万余元。 广州市南沙区法院近期审理认为，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办法》第3条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某泰公司的上述合同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同时陈嫣明知代孕违背我国法律和公序良俗，仍签订合同并接受服务，也有过错。法院酌定某泰公司在扣除为陈嫣提供相关服务的成本费用后返还16万元。 代孕领域立法有空白： 普通公民违反禁止代孕规则后难受罚 “我国公民为实现代孕的目的往往赴国外代孕以达到规避我国禁止性法律规定的目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不发生适用外国法的效力’是指当事人为了规避我国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定而故意到国外去做某事，还是要按我国相应的法律规范来调整，不能适用国外的法律来处理该问题。”朱晓峰说。 然而，朱晓峰同时告诉记者，我国当前在代孕领域存在立法空白，主要表现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禁止代孕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育技术规范》等效力较低的部门规章，并且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调整卫生部门下属的医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单位及其医疗工作人员的行为，并未规定普通公民违反禁止代孕规则后的法律责任。 所以，即便如某知名女星其在国外代孕的行为被曝光，其本人在国内也无法受到任何法律上的处罚。 代表提出建议： 严格限制合法代孕、严厉打击非法代孕 “对非法代孕行为进行刑事打击前首先要区分合法代孕与非法代孕，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朱列玉说。 朱列玉说，在代孕确有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对代孕委托方和实施代孕手术的医疗机构实施许可证管理制度，对代孕行为进行事前、事后监督。 许可证管理制度的事前监督是指通过立法的方式设立专门的委员会或行政机关，事前审查代孕委托方是否确有委托代孕的必要，并对代孕协议效力进行审批。 只有通过审查并获得许可证，协议当事人才能进一步开展代孕活动，未经事前许可即从事代孕活动的按非法代孕处理。 事后监督是指在代孕协议履行之后，由行政机关通过专门的程序确认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同时，合法代孕必须采用妊娠型代孕（试管婴儿）形式，不能借用任何第三人的子宫，也即代孕胎儿不涉及第三人，从而规避了伦理和道德争议。 另一方面，朱列玉建议对不符合合法代孕情形的非法代孕，要严厉打击。 “一次成功的商业代孕往往要通过四方合作完成：医疗机构、代孕中介机构、代孕母亲、代孕委托父母。”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对参与非法代孕行为者进行刑法规制，具体是：建议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实施非法代孕手术者构成非法行医罪、明确非法代孕中介机构构成非法经营罪。 另外，他建议对代孕委托方和代孕母亲给予行政处罚。“对一般的非法代孕委托方进行行政处罚，既有教育和警戒意义，也可以体现刑法的谦抑性。而对于自身具备生育能力，仅因为不想承受生育之苦而进行商业代孕的代孕委托方，行政处罚力度可以大幅提高。” 而对代孕母亲而言，朱列玉认为：“代孕母亲往往属于弱势群体，且常常因为非法代孕行为付出惨痛代价。因此，对参与非法代孕行为的代孕母亲同样不宜进行刑事处罚，可以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进行处理。” 来源|羊城晚报、金羊网、羊城派 文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董柳 编辑|秦臻 校对|吴慧玲 审核|周乐瑞 签发|鲁钇山 猜你喜欢 按以下步骤 把羊晚君设为“星标”
完善法律法规厘清直播带货各方责任 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皮剑龙委员呼吁 □本报记者侯建斌 一边异常火爆，一边乱象丛生。直播带货，从诞生以来一直是毁誉参半。 “不公平竞争、平台数据造假、虚假广告等问题层出不穷，直播带货面临的诸多问题亟待规范。”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厘清直播带货中各方的相关责任。 2020年7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6·18”促销活动期间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负面信息超过11万条。这份报告显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有：直播带货商家未能充分履行证照信息公示义务；产品质量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等；直播刷粉丝数据、销售量刷单造假“杀雏”；售后服务难保障等。 让皮剑龙格外注意的是，目前，直播带货的虚假宣传屡见不鲜。“全网最低价”“销量冠军”等使用极限词问题最为突出。“夸大产品效应、宣传医疗效果、以尚未有定论的研究进行定论性宣传、使用专利申请号进行宣传、假冒他人名义进行宣传、对产品进行排他性宣传、伪造荣誉进行宣传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现行直播带货，一般是商家与经纪公司合作，约定带货的产品和流程，后由经纪公司安排“网红”推广产品。“主播接受经纪公司安排进行产品推荐，此前对产品无全面了解。”皮剑龙坦言，此时出现的产品责任应由哪一方承担、如何承担责任等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也导致消费者出现维修难、换货难、退货难，赔偿更难。 为此，皮剑龙呼吁，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与主播责任划分、消费者遇到售后问题产生纠纷时如何适用法律、消费者如何维权等作出详细规定。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对消费者反映的售后问题、侵权行为及时依法查处；电商平台也应对直播带货行为加强监管，对主播进行实名制认证、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制度、履行内容日志信息留存、建立信用等级管理体系及“黑名单”管理制度等，规范自身平台支付和订单跟踪系统，约束平台商家建立完备的售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