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现场。建德法院供图 中新网杭州2月5日电(郭其钰)记者5日从杭州建德市人民法院获悉，该院主持召开徐某某、殷某个人债务清理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根据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认的表决规则，会议通过了徐某某、殷某的债务清偿计划。 债务清偿计划执行完毕后，徐某某、殷某5年行为考察期满后的剩余债务将得以豁免，法院也将对徐某某、殷某进行信用修复。这标志着两位“诚信而不幸”的债务人将放下重担，重获“新生”。该案系杭州首例与个人破产制度功能相当的个人债务清理案。 创业失败债台高筑 徐某某、殷某原是一对夫妻。早年徐某某创业失败，资金短缺，自2013年开始不断借贷，导致融资规模越来越大，深陷债务困境。 截至个人债务清理案受理前，徐某某、殷某二人涉及的诉讼及执行案件共有10余件，涉案标的约173万元。经调查，二人实际负债总金额高达700万元，其中大部分债权人没有提起诉讼，涉及金融机构及个人债权人共70余家(人)。 为了还债，徐某某、殷某变卖了两人名下所有资产，工资卡也被法院冻结。因没有履行完毕，两人还被“限高”，进了失信黑名单。夫妻两人也因债务感情不和，于2018年离婚。徐某某、殷某叹息“未来一片灰暗”。 申请清理迎来曙光 为让诚信债务人有机会重获“新生”，2020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启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债权人现场唱票。建德法院供图 2020年10月9日，徐某某、殷某向建德法院递交书面材料，申请进行个人债务清理。为积极配合清理工作，徐某某父亲自愿拿出200万元帮助两人偿还债务。 鉴于二人的诚信表现，2020年11月20日，建德法院受理徐某某、殷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指定管理人。 管理人调查了两人的债务及财产情况，要求其签署诚信承诺书，同时穷尽措施，以邮寄、电话、上门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债权人前来申报债权。法院也同步刊登债权申报公告。 方案通过重获“新生” 2020年12月30日，法院主持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确定了“双过半”表决规则，同时设立二次协商规则，并对债务人设定5年的行为考察期。 2021年2月3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管理人通报了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并报告《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提交会议表决。截至此次会议召开，共计39家(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约620万元。现有可供分配的债务人财产约204万元。 经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徐某某、殷某的财产分配方案。根据方案，204万元清偿款将支付至债权人账户。五年行为考察期满后，将对徐某某、殷某在这5年内可用于清偿债务的收入、公积金账户余额或相应资产权益再次进行分配，其余剩余债务将被豁免。 此外，没有通过此次个人债务清理申请债权的债权人在5年行为考察期内仍可继续申报债权。经管理人审查通过后，债权人仅能参与分配徐某某、殷某在5年行为考察期内可用于清偿债务的收入、公积金账户余额或相应资产权益。 据介绍，若徐某某、殷某存在隐瞒财产等不诚信行为，不仅免除的债务要全部恢复，还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个人债务清理，能够使‘诚信而不幸’的被执行人有再次创业的机会。市场有风险，在鼓励创业的同时，给予容错机会，这也符合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而个人债务清理为此提供了解决路径。”该案主审法官鲁军表示。(完)
遵义会议陈列馆入口大厅的雕塑，展示的是遵义会议参加者的形象。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吴秉泽摄  召开遵义会议的会议室。（遵义市委宣传部供图）  遵义会议陈列馆外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吴秉泽摄 “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长征组歌》中的这句歌词，表现的是遵义会议后红军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党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是到遵义参观游客的必选打卡地，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匾额前，不时有游客合影留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与会多数同志支持。 在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陈列馆运用等身幻影成像技术，制作短片，重现了会议情景。遵义会议陈列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这段短片所有对话均出自史料记载，没有任何艺术加工，可以让观众更真实地感受当时的情景。” 经过激烈争论，遵义会议作出下列决定：一、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从此开始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曾祥铣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移师黔北开启转折之路 中国革命在遵义实现转折，与此前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所作的准备密不可分。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面对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领导不满的情绪达到高潮，广大红军指战员思索着中国革命到底走往何处，中央领导层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 中央红军抵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几名负责人于1934年12月12日召开非常会议，研究解决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 1934年12月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当天，中央红军突然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并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 贵州省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张中俞认为，“通道转兵”是一次战术转兵，让红军暂时脱离险境，但“为什么会惨败”等战略分歧仍未解决，“红军处于关键而又难以决策的时期”。 在此背景下，周恩来于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等多数人的意见，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指引下，挥戈西进，连克剑河、镇远等县城，于1934年12月下旬抵达乌江南岸，把十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使得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围歼”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至3月先后来回四次渡过赤水河，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期间，党中央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上未能完全解决的组织领导、军事领导、常委分工等问题，成为遵义会议的完善和继续。 一渡赤水之后，在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军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开会讨论常委分工问题，明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2月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相应的战略战术，深刻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 二渡赤水后，红军中央纵队于1935年3月9日进入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的方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即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苟坝会议后，毛泽东构思并实施了“调出滇军，甩掉追兵，假道云南，进军四川”的战略构想，亲自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后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挺进云南，于5月9日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吴秉泽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姬晨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