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央视直击点名，李诞的“低俗”，撕开了多少明星的“遮羞布”？ 杨笠曾在节目中以“怼男人”，调侃男性为主，圈了不少粉丝。 随后她将这一主题贯穿到底，但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就在网上男性唾弃她的时候，杨笠却仍旧我行我素，还趁着热度接下了不少广告和代言，大赚了一笔。 随后，杨笠还接下了男性服装的代言，这就是这个时代，这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  这些规则李诞再明白不过了。 李诞常常将一句“人间不值得”放在嘴边，可看似活的糊涂的李诞却是最清醒的。 他在节目中说的每一句话，看似随意但都是他经过深思熟虑的。  想要引用名人名言的时候，李诞会在名人后面加上老师两个字。 吐槽大会吐槽得太狠了，会加上一句我开玩笑的，来缓解气氛。  他看似在节目中插科打诨，看似糊糊涂涂，可他却活的很谨慎。 一手将杨笠打造起来，在杨笠第一次吐槽男人：总是那么的普通和自信，这句话走红后。 李诞就已经抓住了机会，他知道这个时代女人的位置。 李诞也深深地明白，有争议有冲突才会有看点和流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变现。 曾在一场节目中，李诞说自己深知观众想要听什么，也知道用“女人”会引起反感，所以要用“女人”。 可如此清醒的李诞，这一次却犯了一个大错。  2月24日，李诞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则广告，这则广告是内衣。 本身一个男人，代言内衣就会引起争议，可李诞还配了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文案。  他说：一个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的装备。 一件内衣，你可以夸质量好，可以夸款式好和舒适度，可李诞却反其道而行。 他说了“躺赢职场”，这对女性太不尊重了。 因为这句话，李诞陷入了风波，文案上了热搜引起了女性的不满。 看到这样的结果，他没有推脱很快的就站出来道歉。 还记得当年李诞和美女亲密接触登上热搜，或者是后来的书房牌匾事上热搜。  两次他都轻松地挺过去，随后笑果文化的人一个个出走。 尽管这样李诞都没有垮，他仍旧撑起了脱口秀撑起了笑果文化，他培养了一个又一个人。 可这一次他栽了。 在李诞道歉后，依然遭到了中央政法委点名。  这一句话一出，可以预料之后李诞要沉寂一段时间。 明星因为带货翻车的有很多，比如前一阵登上热搜的李湘。 租房子直播结束后，被房东指责不收卫生，甚至遭到了中央的批评。  再往前还有某主持人代言金融产品，却坑害了很多人的钱。 除了这些还有很多，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代言很危险，明明知道会违法，为何还要接下代言。 很简单，因为“一本万利”，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现状。 李诞这一次的“低俗“，彻底撕开了明星的“遮羞布”。 无论是什么代言，什么广告，都要尊重市场，尊重别人，不要因为走红和为了流量，丢失了做人的标准。
《奇葩说》第七季落下帷幕。而本季《奇葩说》最大的惊喜，或许就是导师刘擎的加入。 刘擎在过去以学者、知识分子的身份被人熟知，他主攻政治哲学，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在每年一度的西方思想述评中，我们都能看到他温柔敦厚的说理风格。而在《奇葩说》上，刘擎也并未因综艺节目而折损自己的理性色彩，他跟薛兆丰等人的交锋，被《奇葩说》观众津津乐道。 跟薛兆丰强调“经济驱动”、“市场自主”的观点不同，刘擎在讨论时更注重一个辩题的人文关怀。就像《奇葩说》第十四期辩题：“奇葩星球黑科技，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生命时间，你支持吗？”那期节目里刘擎的持方是反方，他的论点是： 虽然买卖时间是自愿的，有需求，有供给，但是不能这样做。迈克尔·桑德尔讲过一个道理，如果我们使用金钱可以哪怕自由地交换时间的时候，这个被购买东西的结构分布就是财富分布等同的形状。大家注意这里是零和的，不是说我在创造时间，这个时间是生命的形式结构，你（如晶）说，如果这个时间不在做这个不在做那个，那空洞的时间是什么（有何意义），空洞的时间是可能性。 我同意薛老师的一句话，市场会带来多样化，但这是有条件的，市场本应该创造丰富多彩的时间，但当所有的东西，连人的生命时间都可以被买卖的时候，这个市场造就的就不是斑斓多彩的世界，而是一种颜色，那就是金钱的颜色，它会使世界变得更加单一化。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刘擎的发言，就会发现他强调的是一句话：“人不是任何发展的工具。” 无论是《第八期：下班后的工作消息要不要回？》还是《第十期：我是当代独立女性，该不该收彩礼？》，刘擎都在强调生而为人本身的尊严、人类文明发展和存续的底线。他主张思想并包、多元开放的言论生态，声援底层职工、职场女性的维权举动，他在《奇葩说》的基本观点和自己过去的主张并无二致。 以刘擎为例，联想到罗翔、项飙等学者参与综艺节目，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知识分子完全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同时提高综艺节目观念的水位。本文作者认为回溯了知识表达方式的变化，认为知识分子参加流行节目未必就是媚俗，大众其实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分享。在今天，当我们讨论知识分子与综艺节目的关系，也是在探讨，当一个时代的媒介不可避免转型，知识分子究竟是要“唯恐一切潮流”，还是有选择地参与、实践，做一个更为有机的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 观众更喜欢接地气的知识分子 近年来，知识分子上综艺不再是新鲜事。从许知远主持《十三邀》、上《吐槽大会》到薛兆丰、刘擎成为《奇葩说》嘉宾，再到罗翔对综艺节目的参与，一批知识分子选择走出传统媒介，登陆新媒介。 早在参加综艺节目前，薛兆丰、刘擎就已经在“得到”创建付费音频课程，许知远也上过薇娅的直播间，融入他曾经批判的时代。虽然格格不入，却又与这拜物教神话与人设游戏保持着安全的妥帖。当许知远批判当下的媒介生态，深情缅怀人文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他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他的人生第二春，恰恰是拜这个时代所赐。 在知识分子参与的综艺节目中，《奇葩说》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它是国内论辩色彩最浓厚的一档综艺，它成为少有的严肃讨论公共议题的地方。但《奇葩说》近年来的转型也面临“过度娱乐化”的指责。情感辩题在节目中占据半壁江山，而许多公共议题不被讨论，严肃辩手的说理在现场困难重重，反而是抖机灵、说段子能获得更多票数，如果一个辩手不具备综艺感，他在《奇葩说》就寸步难行。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初参加《奇葩说》缺乏综艺感，所以没给人太多印象。倒是在第七季，熊浩开始转变风格，将辩论和造梗结合，自己更活泼，得票数也更高了，可是即便这样，熊浩还是被挡在八强之外，一些辩论能力明显不如熊浩、黄执中、颜如晶等人的选手，依靠出色的综艺技巧走得更远。 从海选到正赛，我们看到更多的选手想的核心已经不是深挖辩题，而是“我怎么让观众笑起来”。《奇葩说》曾经是一个主张不迎合的节目，现在时时刻刻却都流露着揣摩观众、讨好观众。而知识分子的参与某种程度上是对此趋势的一种中和，但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对自我未尝不是一项考验。在《吐槽大会》，尽管许知远说的段子引起文化界击节叫好，但在现场却不如马思纯的段子管用，许知远的得票数在当期节目也居于下游。 当知识分子渴望在综艺节目输出深度，那么我们会发现，罗翔、项飙这样平易近人的方式而非强调启蒙的姿态，更合乎观众的胃口。 知识分子更多成为“知识传播者”，而非思想领袖 在当下，知识分子要把学问传播给更多人，一点点提升观念的水位，只能主动出击，进入大众更喜闻乐见的“媒介”。因此不妨对知识分子上综艺平常心看待，综艺节目并非妖魔鬼怪，知识分子上综艺不只是迎合公众，他们在选择喜闻乐见的阵地传播自己的思想。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用再给自己太多的光环，这已经是一个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代了，准确来说是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有那么高的话语权。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乃至到现在的数字化时代，不可避免会导致人文知识分子的衰弱。 当清朝末年科举制被废除，士绅群体慢慢在历史上消亡时，这个时候再谈士大夫已经成为一种对古代的追忆。严格来说，今天已经没有士大夫，也没有传统的士绅，今天很多人还会说乡绅，但是乡绅跟往昔的士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谓的乡绅有时候是地方有房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一种美称，另一种是地方的土豪恶霸对自己冠冕堂皇的矫饰。 如今，要复活那种有儒家深厚的传统积淀、家学渊源，并且替地方官府管理下层社会的乡绅，已经不切实际。人文知识分子在今天已经确凿无疑地边缘化，如果作为一个人文知识领域的工作者，还要把自己当做一个士大夫，拿腔拿调，不跟民间坦诚对话，其实你不理民间，民间也不理你，最后就成了敝帚自珍、曲高和寡但是对社会没什么改变的角色。 所以，知识分子上综艺不再是“启蒙群众”，而是把自己放在“知识传播者”的角色，为观众提供不一样的思考方式。比如在《奇葩说》里，刘擎和薛兆丰围绕996工作制的讨论。在《十三邀》中，项飙提出“附近的消失”。他们会让观众多一种思考的角度，在话语的交锋中打破成见，这是“知识传播者”的作用，也是知识分子在当下存续的意义，他们可能不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依旧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参与者。 为什么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不再是“启蒙”，因为启蒙话语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知识精英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或许可以选择高高在上、与世隔绝，但是这个市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随着文科衰弱、互联网革命，知识精英特权被削弱，知识表达的应用场景也发生了变化。民众不再喜欢高高在上的表述，也不容易被高深的学术概念所蛊惑，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很容易失效，因为今天的民众已经不再崇拜人文知识精英。 知识分子边缘化，但人文精神依然重要 当人们说知识分子边缘化时，它背后是文科话语权的衰弱。 你很难想象今天再搞一场新文化运动还会以文学作为核心。文科作为主导学科是一个古代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随着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文科话语权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世界范围内都如此。但需要警醒的是另一种极端——那就是对人文学科的整体污名化，对人文精神的轻视。 当互联网流行着敌我之争，弥漫着对他人的谩骂、羞辱和笑料式的嘲讽时，这些嘲讽者喜欢嘲笑文科，嘲笑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又充当着意见领袖。他们虽然读过语文，上过人文通识课，却忘了人文教育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理解”。 学会理解，不只是会做阅读理解，会判断题目的对错，也是去理解他人的处境，去宽容观点的差异。因为理解是开放和创造的前提，是文学、艺术乃至一个正义、和善的社会能够维持的前提。没有理解，一个对彼此都和善的公共空间就无法建立，没有理解，人们每天就都是活在猜疑、顾虑、谩骂和斗争之中。 这时候，一场大规模的持续的人文精神普及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所以，知识分子上综艺倒是有一个作用，就是提升综艺节目的人文素养，减少部分观众对文科的傲慢与偏见。固然，知识分子对此的影响力很有限，但多行好事，至少比犬儒地龟缩不前要更为积极。 换个角度思考，知识分子参加综艺节目，跟百年前的学人面对民众宣讲有何本质区别吗？人们有时候会对过去有一种美化，其实过去知识分子办刊物、做演讲也是在迎合目标群体，如果他们不对观众做出倾斜，就无法真的把内容沉淀下去。知识分子总是要在个人和群体、作者性跟商业性之间求得平衡。 有趣的是，综艺节目如今面对的偏见，与百年前白话文小说颇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新青年》的很多作者虽然痛批文言文，却拥有渊博的国学修养。鲁迅抄古碑，但是为了宣传白话文，他写白话文小说，最有名的就是石破惊雷般横空出世的《狂人日记》。当时，白话文小说所遭受的偏见并不比今天的综艺节目小，白话文小说如今已然是文学里的显学，但是在一百年前，白话文小说创作者是被林纾、辜鸿铭等传统派所看不起的，他们更推崇的是桐城学派和古代诗词。 当新文化在出现时，它不可避免地会被旧文化鄙视、排挤。但如果新文化是有生命力的，那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久而久之，当它的接受群体慢慢成为社会上掌握话语权的人物时，新文化的光辉也就会慢慢地发生出来。 综艺节目乃至短视频、音频等等方式，可能会在日后演变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通俗的、民间的，但它也是未来很多艺术的源泉。在小说、电影刚出来的时候，世人可能感受到它的活力，却无法预知它未来成为何等的艺术，但是，只要它被证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值得被重视，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它能沉淀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形式。 为什么说知识分子不应该排斥综艺节目，甚至应该参加综艺节目，这就跟早期的创作者为什么要去写白话文小说一样。如果创作者真的想感受今天正在发生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参与其中，去实践，去创造，再做出你的评判。不必推崇，也不必妖魔化，姑且平常心应对。 综艺节目固然有它的资本属性，但这不意味着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发言的空间。因为无论什么节目，它最后是人构成的，会受到这个系统内的组织者观念的影响。不要把综艺节目里的发起者当做一个个符号，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观念。 大可不必把团体内的所有参与者想象成是一个雷打不动的铁块，这是不真实的，无论是杂志、报刊还是综艺节目，它都是由人构成，它就会受到人的能动性的影响。知识分子参加综艺节目完全可以向更多的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兼顾独立性。若无法确保独立，亦可选择退出，退出也是一种反抗的机制。 知识分子参与潮流，仍需警惕资本对话语的收编 其实，今天很多人都兼具了很多不同身份，当我们说许知远、刘擎是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忘了《吐槽大会》的主理人，参加那么多季《吐槽大会》的李诞，他本身也是个作家，他也参加了《十三邀》，他甚至是上海作协的一个成员，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帮许知远写这个本子底稿的编剧之一是周奇墨，他也是一个人文领域的知识创作者。当那里的人们对许知远参加综艺节目有自己的看法时，为什么不对周奇墨有这种看法，因为他们把周奇墨定义为一个脱口秀演员。但现实里其实不是的，很多人身兼了不同的身份，也就是说所谓的斜杠人员。许知远他既是个作家，他同时也是《十三邀》的常驻人员。李诞他既是脱口秀的创作者，他同时也是小说的创作者。刘擎在参加《奇葩说》之前，已经在“得到”开了自己的音频课，那么“得到”不也是一个向大众进行知识输出的平台吗？所以实际上对单一身份的想象也是与现实有出入的。 如果知识分子在高校在严肃期刊发表他们的文章，那么他们能够影响的群体永远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知识分子要把他的观念传到更远的边界，他能通过什么形式？最后仍旧是在市场的领域，比如说综艺节目，比如说像《十三邀》这种访谈节目，又比如说像“得到”这种跟大众比较契合的知识传播平台。当创作者要把他认为优质的内容传递给更多人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要投身在这个更广阔的市场里面，要去面对商业性跟作者性的权衡。 举个例子，刘擎平时做的是政治哲学，但他也可以用很通俗的方式呈现在《奇葩说》，在《奇葩说》里面，刘擎所叙述的实际上是前人思想的通俗版，比如罗尔斯、马克思、马克思·韦伯、以赛亚·柏林等，对于观众来说，这是有启发的，它远比那些没有深刻思想做支撑的抖机灵要来得有意义。笔者乐于看到更多像刘擎这样的嘉宾出现在《奇葩说》，乃至出现在《吐槽大会》这样的舞台，因为它能提高综艺节目观念的水位，它能对综艺节目进行知识的累积。 如果把综艺节目作为一个阵地，一个知识传播的窗口，知识分子不去，其他人也会去，道理其实很简单，你不能一边嫌弃公众享受低俗的东西，一边自己又拿腔拿调躲在空中楼阁。从古到今，那些真正传播思想的人离不开跟更多人的接触。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想象，去发现更多的可能性。项飙参加了《十三邀》，引起了很多人对“附近消失了”这个观念的思考，如果没有那一期《十三邀》，可能项飙的观念还只是在人文社科的很小的学术圈子里传达，但是因为《十三邀》，更多人接触到了这个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向的影响。 行文到最后，不妨补充的是一个提醒。尽管笔者鼓励知识分子面向公众，投身到大众传媒的领域，但也应当警惕资本与政治力量对话语权的收割，警惕权力和名誉的诱惑。沉浸于权力者，必将被权力反噬。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不保持清醒，就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喉舌，失去了它最可贵的独立批判的属性。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许知远参加《吐槽大会》，会给他们一种不适感。因为这就像一个曾经批判时代的人，用时代喜欢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舞蹈。 我们固然知道资本无处不在，资本塑造人的行为，消费塑造人的行为，导致独立性似乎会被硝烟殆尽。而所谓真正的独立的东西，似乎只能是我们社会的边缘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真的只能隔着远远的岸对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地方作出批判吗？批判之后呢？它会改变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喊口号改变不了什么，你隔着远远的岸说资本社会不行，你说消费主义害人，世界依然这么运转。所以某种程度上，在今天隔岸观火式的批判已经不具有影响力，或者说它在对现实的影响上是有很大局限的。 这时，知识分子把行动跟知识、宣讲有机结合起来或许是一种更值得探索的形式。也就是说当知识分子想要解读这个社会的时候，他应该首先参与到社会里面，参与到群体里面。他要在民众中去更新他的思想，而不是与民众绝缘来去布道。 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视频、播客平台，其实无非是知识分子参与到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的一种途径。他通过这个途径更了解今天真正的多数人在想什么、喜欢什么、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在这个基础上，“知识分子”才能让思想更接触大地，更加落实到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