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位于固原市境内六盘山巅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资料图片）  图②位于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内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隆冬六盘，滴水成冰。走进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村，记者推开一扇布满弹孔的门板，屋内桌子上保留至今的旧钟表见证了一个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历史时刻。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单家集陕义堂清真寺，与阿訇马德海促膝长谈。“单家集夜话”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岁月如歌，沧海桑田。无论是单家集夜话的烛光，青石嘴战斗的枪声，还是将台堡红军大会师的欢腾，这段历史铸就的红色基因已深深融入宁夏各民族群众的血脉中。 六盘山上红旗招展 山势险要，沟壑纵横，盘旋曲折。沿着盘山路蜿蜒前行，记者驱车来到六盘山脚下的一个村镇。街上车水马龙，店铺林立，不远处的清真寺前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这就是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的单家集村。”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说完就介绍起六盘山来，“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的最后一座高山。” 1935年9月20日，北上的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在甘肃岷县哈达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根据革命形势作出了声东击西、佯攻天水，北上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0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所辖三个纵队7000余人兵分两路继续向陕北挺进。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敌人调重兵在六盘山一带重重设防。10月7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毛泽东运筹帷幄，果断指挥红军翻越了六盘山。 “‘一夜话’‘一战役’‘一首词’‘一会师’勾勒出了六盘山的红色历史记忆。”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苏明珠说，“一夜话”是指1935年10月5日夜，毛泽东拜访阿訇马德海，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阐明党和红军尊重回族习俗，倡导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等政策；“一战役”是指红军向六盘山挺进途中，在青石嘴打的一场迂回歼敌的胜仗；“一首词”是指毛泽东在六盘山主峰即兴吟出的《长征谣》，经润色修改后即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发出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豪迈感叹；“一会师”是指1936年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胜利之山青史留名 很多来六盘山的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说六盘山是胜利之山？ “其一，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从此红军摆脱了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其二，将台堡红军大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其三，甘南腊子口战役后，红军领导层对下一步向何处去的思路不太统一，毛泽东在哈达铺的战利品中发现一份《大公报》，从中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翻越六盘山，向陕北苏区汇聚。革命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果然使红军实现历史性转折，走向了胜利。”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文献编辑处处长薛志达说。 六盘山既是胜利之山，更是红色之山。走进将台堡的三军会师纪念馆，人们都会在展厅“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红色条幅前伫立观看。1935年8月15日，由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一到单家集就宣布“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住在王河村的一名红军伤员，发现当地马铃薯品质高，于是手把手教村民做粉条，从此这里有了致富产业。直到今天当地人还亲切地称粉条为“红军粉”。刘成才说，红军与少数民族兄弟结下坚如磐石的友谊，民族团结注入了我们的红色基因。 摆脱贫困山川巨变 宁夏南部的六盘山区山大沟深，生态环境脆弱，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宁夏扶贫的主战场。 几十年来，为了帮助老区人民摆脱贫困，国家作出东西部协作扶贫的重大决策，先后实施“三西”地区农业建设等重大项目；宁夏各级党委、政府发扬长征精神，把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放在心上，强力推进“千村扶贫”开发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几十年后，今天的宁夏六盘山区已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 “近些年，不仅是单家集，整个兴隆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吉县兴隆镇党委书记慕夙介绍说，全镇3000多户村民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户均10亩青贮玉米、5头牛，外加发展商贸物流，截至2020年，户均年收入已过万元，25%的农户家买了小轿车。 在兴隆镇王河村，村民马正龙告诉记者：“我们祖孙三代人都靠制作‘红军粉’养家糊口，一年能卖近500吨，净收入能达到20万元。我们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当年红军为我们留下这门手艺。” “在六盘山红色文化的激励引领下，当年红军所到之处已发展成为西北重要的马铃薯生产基地，50万亩冷凉蔬菜畅销广州、香港，‘六万闽商支宁来’建成的各类闽宁产业园欣欣向荣。”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固原市委书记张柱说，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生态移民和脱贫攻坚工程以来，已累计搬迁110多万人，当地贫困发生率实现大幅下降。（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许凌拓兆兵）
中新社北京2月19日电题：秦俑发现近半世纪中国考古百年亮点 中新社记者马海燕 “来中国不可不去西安，来西安不可不去看秦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重见天日近半个世纪，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更是古城西安的亮丽名片，也是中国百年考古的一大亮点。  资料图：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国宝”的“偶然”发现 秦兵马俑是1974年3月29日当地农民在打井时偶然发现的。 这年5月，记者蔺安稳从北京回陕西临潼探亲。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夫人与之闲谈时提起，秦始皇帝陵附近出土了陶俑。作为对西安历史文化有深入了解的记者，蔺安稳对此深感好奇。 第二天，蔺安稳来到正在修复陶俑的当地考古工作者赵康民的工作室。赵康民正在修复一座陶俑，地上堆放着许多陶片。另一座已大体修复好的陶俑立在那里，高高的个头，同真人一般大小，雄赳赳，气昂昂，熟读史书的蔺安稳一眼就判定是秦代士兵的形象，是难得的“国宝”。 蔺安稳在家一个多月后，休假期满，回到北京，撰写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报道。报道说，这批陶俑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秦始皇帝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在报道中，蔺安稳还指出，秦始皇帝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 这是关于兵马俑的第一篇报道，介绍了秦俑的出土情况及其意义，明确指出这是秦始皇帝陵的一部分，并指出秦始皇帝陵园出土的遗址、遗物没有予以妥善保护等一些问题。中央高层领导极为重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立即做出批示，提请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商量，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一阵波澜，迎来的是中国考古历史的新篇章。 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 1975年8月初，秦俑考古队队长袁仲一执笔撰写了一份关于秦俑发掘的报告，送呈国家文物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正在北戴河，看到报告十分高兴，思考着如何保护好这批珍贵文物。 一天，王冶秋在海滩上与当时主持国家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不期而遇。两人坐下聊天，漫谈中说到了秦俑坑的发掘情况。 王冶秋说，根据探测结果，这是一座很大的陶俑坑，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宽60多米，有几千件陶俑、陶马，是一个雄伟壮观的地下军阵啊！ 聂帅听后，感慨地说：“不得了啊！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 王冶秋赶紧接过话茬：“我也有这个想法，但考虑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没敢提出。” 聂帅沉思片刻，说道：“国家是有困难，但需要办的事情还是要办。你给国务院打个报告，让大家讨论一下嘛！” 王冶秋第二天就回到北京，先后找到谷牧、余秋里两位副总理，谈了他与聂荣臻元帅的想法，提出在秦俑坑遗址上修建博物馆的建议。两位副总理都表示同意。 中央高度重视，集中力量办大事。1979年9月底，气势宏大的兵马俑坑一号大厅竣工，叶剑英元帅为博物馆题写了馆名。博物馆外观为拱形、里面无立柱，大厅东西长204.5米，南北宽72.5米，占地面积16000多平方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之际，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走进大厅，人们无不为兵马俑的恢宏气势和高超的制作工艺所折服。站在高处鸟瞰，坑里的兵俑、马俑相间，一行行，一列列，十分整齐，排成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军阵，生动地再现了秦军雄兵百万、战车千乘的宏伟气势，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力量和英雄气概。这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外交流的名片 秦兵马俑的发现很快引起世界关注，美国总统、英国女王、日本首相、法国总理纷纷前来参观。第一位前来参观的外国领导人是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76年初，李光耀来西安访问，得知秦俑出土的消息，听说是与真人一般大小，感到难以置信，因此要来看一看。1976年5月15日，李光耀来到了秦俑坑发掘工地。他下到俑坑里，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还站在一个陶俑跟前，比了比个儿。李光耀身材魁伟高大，但秦俑比他更高一点。看到这陶俑、陶马，李光耀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这是世界的奇迹！这是民族的骄傲！我是华人，也有我的一份。” 1978年9月1日，时任巴黎市长、后来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参观兵马俑后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由此而来，它的发现被公认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1991年11月8日，希拉克再次前来参观。这次他不仅仔细参观了秦俑一号坑，还参观了三号坑和秦陵铜车马。参观完后，他在留言簿上写道：“这次参观兵马俑，再次证实了世界文化遗产第八奇迹。西安通过它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实力，完全可以与雅典、罗马、巴比伦相媲美。” 1982年8月，兵马俑去澳大利亚展出。这是兵马俑首次单独“走出国门”，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考古焕发新生 转眼间距离秦兵马俑重见天日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秦俑的周围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最早的露天开采到后来科学发掘，从重发掘到重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兵马俑对中华文明的意义越发凸显，其发掘得失也为之后的考古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秦始皇兵马俑之所以有今天，除多位中央领导重视、广大考古人员辛苦劳作之外，蔺安稳说，还有一个主要的、本质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试想，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在19世纪不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吗？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座艺术宝库惨遭破坏，大量国宝流失国外。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五大洲数以千万计朋友纷至沓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秦俑热”。 蔺安稳从中新社副社长岗位上退休后，仍然关心秦兵马俑的考古研究，醉心秦史，学习秦篆。他看到电视剧《芈月传》肆意戏说篡改历史，竟将兵马俑作为芈月(秦宣太后)的陪葬，严肃地指出这是一部“胡编乱造、荒诞无稽的电视连续剧”。他强调，兵马俑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陪葬的结论，是考古专家经过艰苦发掘，在获得大量考古证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论证之后得出的。这是得到考古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普遍认可的一条科学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完)